政治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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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每个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一切，那么政治的思想、概念或实践就几乎不存在了。然而，纵观历史，一个坚定的事实是，人类的经验很少在可持续的基础上为人们提供一切。相反，人们必须奋斗、竞争、妥协，有时还要为重要的事情而战。为此，出现了两个关键问题：第一，谁应该得到什么，为什么，如何得到，以及何时得到？二，谁决定这些问题的答案？这就引出了政治哲学中的另一个问题：统治者或决策者的权威和合法性从何而来？

在历史上的大多数社会政治环境中，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合法性源于家庭、宗教权威、蛮力或这些因素的混合。从历史上看，王朝、援引神权的政权（如古希腊及其现代残余），或被蛮力征服和统治的社会，很少认为民众的合法性是一种持续和至关重要的必要性。然而，古代中国和希腊的政治哲学确实对传统的合法性观念提出了挑战。例如，苏格拉底因为质疑当时含糊不清的宗教王朝政治文化的基本原则而被判处死刑。

对传统权威的质疑激发了一种相对公平的选择：民主政治文化。这种选择为一种政治哲学铺平了道路，这种政治哲学重新定义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赋予后者相当大的发言权。通过其多种形式，嵌入民主政治文化中的社会契约提供了一种平衡、互利和负责任的制度——使其成为当代最受欢迎的政治模式，无论它多么理论化。

民主的各种形式、程度和表达方式如此受欢迎的原因在于，它有可能在影响被统治者的社会活动中给予他们尽可能大的发言权。为了换取人民支持的合法性，民主社会契约要求统治者对公众保持回应，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所有国家机构——行政、司法和议会——以及管理这些机构的个人，其合法性、功能性和服务性都要归功于公众自愿支持的政治选举代表。因此，在民主的社会政治制度中，统治者和机构是有条件地服从公众意志的仆人。

然而，在巴基斯坦的历史上，合法性问题一直争论不休，但很少在实践中得到解决。换句话说，合法性的真正来源- -人民- -很少被允许对影响他们的事务表达他们的关切。相反，合法性在王朝政党和非民主力量之间进行了闭门谈判，推动了社会契约的创建、崩溃和重新谈判。虽然选举是包容和透明的社会契约的基石，但主要是深暗势力和王朝政治遗产相互授予“民主合法性”，以换取权力的转变和股份的分享。这使得人民沦为王朝和深层政府自诩的合法化手段。

这样一来，巴基斯坦的民主与其说是一种实践，不如说是一种使连续的混合政权合法化的工具。民主局势促进并维持了该国日益加深的专制、王朝和专制倾向。由于合法性错位，所有连续的混合政治设置都陷入了争议和制度摩擦或过度扩张的泥潭。

今天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格局主要植根于有争议的合法性，表现出典型的两极分化、寄生和采掘文化的迹象。这种可疑的合法性不仅危及了现任政府在公民中的接受度，还将关键的国家机构拖入了政治灾难和人民镇压之中。因此，巴基斯坦痼疾的解决办法在于民主合法性- -通过自由和公正的选举- -而不是其他任何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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