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通缩困境：物价下跌预示着中国经济将面临更大的麻烦

北京（美联社）——2020年，当周福金（音译）在北京东北部一所好高中附近买了一套公寓时，他原以为把它租出去就能偿还大部分抵押贷款。但在过去的几年里，这套公寓的价值和租金直线下降，给他的家庭带来了经济压力。

中国正在经历一段通货紧缩时期，即价格下跌，这与世界其他地区普遍存在的通胀压力形成鲜明对比。较低的价格对一些人来说可能是一件好事，但通货紧缩是需求相对疲软和经济增长停滞的征兆。

这些挑战是周三开幕的中国全国人大年度会议的背景。目前还不清楚执政的共产党会采取什么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不过一些经济学家预计北京将宣布增加政府支出。观察人士还将关注年度经济增长目标的变化。过去两年，中国经济增长目标一直在5%左右徘徊。

这些都是广泛而长期的问题。不断下跌的房价使许多家庭不愿消费，而工厂仍在大量生产商品。

整个经济在2023年和2024年出现了价格下跌，这是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通缩。2024年第四季度，衡量一个经济体价格变化的最广泛指标——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gdp deflator）降至-0.8%，前一季度为-0.5%，这意味着通缩加剧。

收紧钱袋

通货紧缩是一个抽象的经济概念，但它非常具体地反映在周的个人资产负债表上，就像其他数百万人一样。周的公寓位于北京密云区，他在2020年购买时花了200万元（27.5万美元），他从银行贷款了80万元（11万美元）。他收取的租金从每月2300元（316美元）降至1700元（234美元）。他说，他的月供超过3000元（合413美元），而这套房子现在只值140万元（合19.3万美元）。

大约在周买了他的公寓的时候，政府开始了，把这个行业推向了危机和许多。他是两个孩子的父亲，经营着一家房地产经纪公司，过去四年来一直在亏损。此后，他将业务扩展到家居装饰服务，这帮助他实现了收支平衡。

“考虑到我在房地产行业工作，我的收入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周告诉美联社。“我最大的支出是银行抵押贷款、汽车和孩子的教育。我削减了其他开支，比如旅行。甚至我的孩子们也意识到钱不容易挣，他们愿意少花钱。”

在北京拥有一家相框工作室的卢万勇（音）表示，他每天只接待一两名顾客，而疫情前则有十几名。许多人现在宁愿修理坏了的相框，也不愿买新的。越来越少的新房主来装修他们的公寓。

卢的家庭已经花光了积蓄，他担心很快他就付不起店铺6000元（825美元）的租金。

“我正在考虑转行，但问题是我对这些行业都不熟悉。事实上，现在哪个行业更容易工作？他沉思着。

“通缩螺旋”可能预示着更大的麻烦即将到来

专家说，对政府来说，应对通货紧缩可能比应对通货膨胀更难，因为这需要解决其背后的根本问题。

就中国而言，这是产能过剩（生产的制成品数量多到市场无法全部消化）和消费者不愿消费、企业不愿投资（由于担心经济低迷）的共同作用。此外，根据巴克莱银行（Barclays）的一份报告，除了因COVID-19大流行而导致的失业之外，住房危机还使大约18万亿美元的家庭财富消失。

“当房地产市场繁荣时，人们认为自己很富有，”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经济学副教授施和令（He-Ling Shi）说。“如果人们认为自己很富有，他们倾向于把收入花在消费上。但随着中国大部分地区房价的下跌，人们认为他们不再像以前那么富有了，所以……他们想增加储蓄，减少消费。”

当价格下跌时，公司的利润也会受到冲击。这可能引发所谓的“通货紧缩螺旋”，即裁员，进一步减少家庭收入，导致消费减少，并可能导致经济衰退或萧条。惠誉评级（Fitch Ratings）去年11月警告称，通货紧缩在中国正变得根深蒂固，并敦促中国领导人采取能够提振需求的政策。

与此同时，马来西亚银行投资银行集团宏观研究主管埃里卡·泰表示，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预计，在中国对美出口下降一半的“严重情况”下，中国今年的GDP增长率将下降1.1个百分点。

这是共产党的敏感问题

对中国领导人来说，通货紧缩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他们从去年秋天开始降低利率并要求抵押贷款首付。他们已经启动了计划，让地方政府购买未售出的公寓，作为经济适用房出租，并鼓励银行提供更多贷款。

但高层领导人在公开讲话时往往把重点放在执政党的政绩上，避免直接提及通货紧缩，这个棘手的问题没有快速解决的办法。

“他们尽最大努力避免使用‘通货紧缩’这个词，因为他们相信这会让消费者更加恐慌，”施说。“如果他们变得更加恐慌，他们将进一步减少消费，从而使情况变得更糟。”

包括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佩蒂斯（Michael Pettis）在内的一些经济学家说，只有消费者的购买力提高，经济才能实现再平衡。这就需要减少流向非生产性投资的财富份额。

政府试图通过发放代金券来鼓励更多的消费，同时回避更根本的经济改革。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孙立坚表示：“经济复苏应该与人民收入的增加联系起来。”“政府应该提供代金券，帮助人们购买他们需要的东西；事实证明，这是一种有效的方法。”

标准普尔全球评级（S&P Global Ratings）首席亚洲经济学家高路易（Louis Kuijs）表示，中国需要解决工业生产过剩和国有工业效率低下等长期问题。改革医疗保健、养老金和教育体系将使人们“对自己的财务状况更放心”。

高路易说：“在短期内，任何增加家庭收入的措施都将有助于消费，但可能更重要的是结构性改革……这需要加强政府在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方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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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社研究员余冰对此有贡献。